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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app在位23年至今被封神

2024-10-03 07: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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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app贞观九年(635年),退位多年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因感染风疾加重,病逝于太安宫。

  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这对父子的恩怨至此告一段落,而围绕唐高祖陵墓的工程,李世民与大臣们展开了新的讨论。

  大唐开国,礼制荡然,百废待兴,李渊在位时来不及为自己“作寿陵”,退位后陵墓也未动工,直到他临终时,此事才提上日程。

  李渊遗诏声称,“园陵制度,务从俭约”,而李世民为了打造孝子形象,认为父亲的陵墓“务在崇厚”。于是,大臣们分成两派。

  秘书监虞世南等人上书建议遵照李渊的遗诏,实行薄葬;宰相房玄龄等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高六丈”的规格来营建唐高祖的帝陵。

  最终,李世民采用房玄龄的观点,“封土为陵”,在今陕西三原县的徐木塬营建唐高祖献陵,仅用5个月就完工。

  唐代帝陵分为“封(积)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制,前者深凿墓室,堆积封土,后者依山而建,以整座山峦作为陵墓的主体。作为唐代第一座帝陵,献陵封土为陵,规模比不上其子孙的陵墓,既象征李唐王朝的筚路蓝缕,也隐喻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地位的下降。

  但是,就在李渊魂归献陵的第二年,李世民最心爱的女人与世长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他开始营建唐代第一座因山为陵的帝陵,也是唐代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陵——昭陵。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靠谱的贤内助,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就是这样一位关键角色。《贞观政要》曰:“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

  文德皇后长孙氏是隋朝名将长孙晟之女,拥有隋唐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特点,做事干练,能谋善断。

  在李世民与哥哥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当时的秦王妃长孙氏没有置身事外。她和哥哥长孙无忌,以及李世民的心腹房玄龄、尉迟敬德等人都支持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太子之位。

  玄武门之变时,长孙氏更是亲临前线,亲自为秦王帐下将士助威,整顿军容。将士们都被她一介女子的英雄气概鼓舞,更加坚定地站在李世民一边(“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当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因太子宫中所用器物太少,向皇帝申请更多经费时,长孙皇后不仅严词拒绝,还严肃地批评道:“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当敢言直谏的大臣魏征惹怒唐太宗,险些丧命时,又是长孙皇后站了出来,她身着朝服,向太宗道贺:“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唐太宗听后,不禁转怒为喜。

  德才兼备的长孙皇后堪称后宫楷模,也是贞观之治的幕后英雄,而她的离世,促成了唐太宗营建昭陵。

  弥留之际,长孙皇后特意叮嘱唐太宗说:“我死后,不要厚葬。所谓‘葬’,就是‘藏’,自古圣贤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只有无道之世,才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话。我只希望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不用棺椁,所用的器服皆用木瓦。若能如此俭薄下葬,便是说明陛下不忘我。”

  于是,唐太宗命人在九嵕山开凿一处石窟,用“因山而葬”的方式安葬长孙皇后,同时也将九嵕山作为自己的陵寝选址,等到驾崩后再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的营建由此开始。

  长孙皇后的香魂飘向九嵕山后,唐太宗仍然深深思念,他在长安城中修筑高台,以望向昭陵。后来,魏征规谏唐太宗不可悲伤过度,荒废国事,唐太宗才把高台拆除。

  唐太宗选择在九嵕山营建昭陵,不单单是因为爱妻长孙皇后“因山而葬”的遗言,还有他个人的考量。

  九嵕山在今陕西礼泉县,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与秦岭的太白山、终南山等山峰遥相对峙。其山势突兀,有九道山梁汇聚,群山拱卫,稳固牢靠,河水环绕,取之不竭,符合古代陵墓的风水条件,也可比喻九州一统,天下大同。

  可见,九嵕山在文化上满足帝王对陵墓堪舆的追求,在政治上又能体现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清代学者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引用《昭陵石迹考》云,九嵕山“地脉从崆峒来,渭绕其前,泾环其后而出其东,岐、梁西峙,仲山、嵯峨东障,南则终南、太乙,天外列屏”。

  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江南app,不烦费人工。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

  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下《九嵕山卜陵诏》,仿照秦汉皇帝生前建造陵墓的制度(作寿陵),在九嵕山营建昭陵。昭陵由贞观朝富有艺术细胞的将作大匠阎立德(著名画家阎立本之兄)负责设计并督建。

  李世民在诏书中宣称,他的陵墓将“务必俭约”,“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但是,从长孙皇后首葬到太宗驾崩,昭陵不间断地建造了13年,其规模之宏大、工程之浩大与唐太宗口中所说的节俭不免有些背道而驰。

  《旧唐书》记载,阎立德奉命营建昭陵之初,曾因“怠慢而解职”。有学者考证,所谓“怠慢”,是因为阎立德起初设计的皇陵不够宏伟,难以表现唐太宗的丰功伟绩和帝王气象,阎立德被贬官后再次起用,重新设计,才奠定了昭陵气势雄伟的格局。

  据《关中胜迹图志》等史料记载,昭陵四周有城垣环绕,陵园包括墓道和地宫、陵山栈道、朱雀门、献殿建筑群、寝宫建筑群、北司马院、东青龙门、西白虎门及垣墙角阙建筑群等部分。文献记载,墓道到墓室深约75丈(230米),华丽的墓室中藏着唐太宗钟爱的钟(钟繇)、王(王羲之)书法真迹。

  献殿位于陵山南侧朱雀门内,是可供后世子孙上陵祭拜以及陈列死者生前用物的地方。史载,唐玄宗时期,宦官高力士代表朝廷到昭陵献殿献祭品,还看到唐太宗用过的小梳箱,感叹道:“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极,遂身服用,惟留此物。”

  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阎立德修建了房舍、游殿,寓意是供死者的灵魂游乐。唐太宗死后,守陵的宫女一度通过与墓道口连接的栈道上山,“供养如平常”。后来,阎立德等大臣为了加强昭陵防盗,才上奏请唐高宗毁掉栈道。

  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埋葬)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

  据史料记载,九嵕山下,昭陵“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合计154人,墓葬分布在面积达30万亩的昭陵陵园中。

  陪葬墓的墓主大都是贞观年间的皇亲国戚或重要功臣,他们多数享受“国葬”的荣誉。许多大臣以陪葬为荣,他们的子孙得到许可,死后也可从父祖而葬。

  唐太宗去世时,突厥出身的大臣阿史那社尔甚至上书请求以身殉葬。唐高宗不允许,阿史那社尔又在唐朝当了几年官,死后因之前平定龟兹有功而陪葬昭陵。

  昭陵陪葬墓,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百余年间陆续营建。陪葬者中最早的是温彦博,最晚迁来的是废太子李承乾之墓。

  温彦博以口才流利著称,在高祖、太宗两朝得到重用,曾劝谏唐高祖不要放弃对高句丽的统治,后官至宰相。李渊每次宴请群臣,一定要叫上温彦博,宴会上经常环顾四周,对侍臣说:“何如温彦博?”

  贞观十一年,温彦博去世后,李世民自责地说,都是因为朕没能让温彦博闲下来,他才会为国家耗尽心力,劳累过度而死。史载,温彦博为官清廉,死后家中竟然没有像样的地方停放灵柩,只能在亲戚的房子操办丧事。或许是有感于温彦博对大唐的忠心,唐太宗让其成为陪葬昭陵的第一位贞观名臣。

  昭陵中,最晚来到李世民身边的陪葬者是他与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李承乾曾被立为太子,在唐太宗出巡时担任监国,大臣们“皆以为明”。然而,原本前途无量的李承乾后来因种种失德之举失去父亲的信任,还掀起了一桩谋反案,最终被废为庶人。

  唐太宗废李承乾时,痛心疾首地说:“朕受命上帝,为人父母,凡在苍生,皆存抚育,况乎冢嗣,宁不锺心。一旦至此,深增惭叹。”李承乾被废后,性格温和的唐太宗第九子晋王李治(即唐高宗)被扶上储君之位。

  此后,李承乾在黔州度过余生,永远地离开了大唐的政治中心。直到唐玄宗在位时,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官拜宰相,多次上书请求,让去世多年的父祖归葬昭陵。唐玄宗念其有功,于是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陪葬昭陵,并补办了隆重的葬礼。

  魏征墓位于昭陵西南的凤凰山上,是昭陵陪葬墓中仅有的两座因山为墓的墓葬之一。其墓主魏征是贞观年间刚正不阿的谏臣,史书评价其为“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魏征早年参加过瓦岗军起义,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并多次劝说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秦王李世民。在兄弟阋墙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魏征责问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魏征从容地答道:“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听说过魏征的才能,见他敢于直言,就不忍处死他,反而加以重用。

  在君臣关系上,魏征告诫唐太宗,“上无信,则无以使下;下无信,则无以事上”,又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在择官用人方面,魏征向唐太宗提出的选官标准是“才行兼备”“进君子,退小人”“进六正,退六邪”。

  在为君之道上,魏征认为唐太宗应该“戒奢以俭”,强调“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百姓为国家之本”。

  作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手,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为唐太宗出谋划策。故而,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后,李世民追思不已,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令人感慨的是,魏征去世后不久,他曾经举荐的两名大臣就卷入谋反案,一些佞臣借机诬陷魏征。李世民一气之下,不仅解除了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还命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磨去上面的文字。

  两年后,唐太宗征辽东后班师,反思此次出征决策中的失误,才想起了魏征,于是又派人前去祭奠魏征,另立了一块的碑。

  李世民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命李勣辅佐,可到了临终之际,又担心李勣日后不服李治,便对太子李治说:“你对李勣没什么恩惠,朕现在将其贬到外地为官,如果他毫不迟疑地离京赴任,等朕死后,你就任命他为仆射(宰相),如果他还在徘徊观望,你就把他杀了。”

  所幸李勣得到诏令后,“不至家而去”,打消了唐太宗的疑虑,逃过一劫,后来也得到了唐高宗的重用。

  昭陵陪葬墓中,卫国公李靖的墓“依汉卫、霍故事”,被筑成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积石山(在今青海境内)之状,以表彰他对东突厥、吐谷浑用兵立下的赫赫战功。英国公李勣的墓是阴山、铁山(今辽宁铁岭山)、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国西南杭爱山)之状,旌表其大破东突厥、高句丽、薛延陀等的功绩。

  有唐一代,二李齐名,《旧唐书》有所谓“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凌烟阁之最”的评价。

  李勣生前躲过了唐太宗的猜忌,却避免不了死后的惩罚。武氏掌权后,李勣之孙李敬业(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不久后兵败被杀。武则天大怒,使徐敬业全族连坐,追夺李勣官爵,命人将陪葬昭陵的李勣墓“掘冢而暴其尸”,完全不顾当年高宗立武氏为后时李勣“与物无忤”的支持。直到唐中宗复位后,才为这位开国功臣重修坟墓。

  此外,昭陵的陵园中还有高士廉、房玄龄、马周、尉迟敬德、秦琼、段志玄等文臣武将的陪葬墓。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一代雄主李世民驾崩,之后长眠于昭陵,庙号太宗。

  贞观之治已随风消逝,唐太宗李世民的灵寝依然在陵园的高处俯瞰着众臣,一座帝陵,埋下了一个时代。

  号称“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马倥偬,自称“吾十有八举义兵江南app,二十四定天下”,似乎颇为自矜。

  他将伴随其征战四方的六匹“骏马”也带进了昭陵。这六匹战马分别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学者葛承雍认为,其名字都出自突厥语。

  唐太宗建造昭陵时,命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雕刻六块高1.7米、宽约2米的骏马石刻,分东西两列,置于昭陵北麓司马门内,此即“昭陵六骏”。

  阎氏兄弟采用当时佛教艺术盛行的“高肉浮雕”工艺,使得昭陵六骏显得磅礴大气。六匹骏马,或四蹄飞跃,或昂首疾行,其在战场上的英姿,在石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在昭陵中,沉睡了一千多年。

  除了昭陵六骏外,一同列置在司马门内的雕像,还有“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其雕刻是贞观年间臣服于唐朝的蛮夷君长,包括:

  突厥的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可汗,新罗乐浪郡主,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今仅存阿史那社尔、松赞干布、高昌王鞠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四座石像的题名像座。

  据学者考证,“十四国君长石刻像”曾被搬至享殿前列置,但可能是出于省工,没有将石像底座一起搬迁,导致石像极易倒下,后来忍受风吹日晒,又遭遇社会动荡,石刻或被无知者打碎,或被深埋于地下。到了1965年,考古工作者仅在昭陵司马门西侧土中发现四个石刻的底座。

  如果说“十四国君长石刻像”的消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那“昭陵六骏”的流离失所就是人为造成的悲剧。

  1913年,法国古董商格鲁尚,听说昭陵六骏的大名,派心腹戈兰兹来中国打探情况。戈兰兹通过收买几个村民,潜入昭陵,将六骏中的其中两尊打碎,打算就这样偷偷运送出国。由于石刻沉重,难以输送,被乡民及时追回,但二骏从此离开昭陵,四处漂泊。

  邙山之战,李世民率数十骑出阵,亲探对方虚实。没想到李世民这回玩脱了,他的的坐骑在交战中连中数箭,转眼就要陷入绝境。

  随行的侍臣丘行恭急忙翻身下马,不顾生命危险,为李世民的坐骑拔箭,两人连斩数人,突围而出。回到营中,李世民的战马飒露紫箭伤不愈,倒地不起。

  拳毛騧石刻,作按辔缓行状,昂首扬鬃,气宇轩昂,马身有从不同方向射来的箭,真实还原当年李世民率军与刘黑闼在洺水作战时激烈的战况。

  流落民间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经过一番周转,被卖给文物贩子卢芹斋。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建成后,以“借展”的名义巧取豪夺,将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件骏马雕像强行留在博物馆。这桩违法的“买卖”,并不受法律保护。

  飒露紫和拳毛騧被掠夺后,另外四骏险些也惨遭厄运。1918年,又有洋商来到西安,托人偷运“四骏”。

  洋人企图将四尊石刻经由渭河运往洛阳,再从洛阳用火车运至上海,最后故技重施运到美国贩卖。得到风声的当地乡民怒不可遏,无论士绅,还是农民,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响一场国宝保卫战。

  西安一家古董店的老板老马,及其儿子马振华通过多方途径,得知运送路线,带领部分民众,分头行动,成功拦截,阻止了洋商水运“四骏”的计划。随后,“四骏”被转移至陕西图书馆,暂时得以安定。

  抗日战争期间,“四骏”得到保护,为防止日军轰炸和搜刮,一度被掩埋进地下。

  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成立,对这四尊石刻进行接收。从此之后,“四骏”安家落户,再无丢失之忧,但它们的另外两个兄弟,却仍流落海外,天各一方。

  李世民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头号粉丝,他说:“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即位后,李世民下诏在全国高价求购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流落四方的墨宝一时齐聚京城,却唯独不见《兰亭序》真迹。

  后来,李世民打听到《兰亭序》真迹由永欣寺的辩才和尚保管,但老和尚不承认江南app,于是,李世民命一个叫萧翼的官员,去智取《兰亭序》。

  萧翼是个聪明人,他要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又不想为难藏《兰亭序》的僧人,便向李世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要公开派自己前往,让他以平民的身份拜访;二是向李世民借了几幅“二王”的书法字帖。

  萧翼先跟辩才套近乎。他知道老和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找机会和辩才聊下棋,说弹琴。

  辩才与萧翼见面交谈后,一见如故,十分投机,遂结为好友。此后数日,二人一同抚琴、投壶、赋诗,玩的项目都很高端,接着就聊到了字画。

  萧翼见时机成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将借来的“二王”书法真迹拿出来给辩才欣赏。这些作品本来都是皇家珍藏,难得一见。

  辩才不知事情原委,见萧翼如此大方,竟一时高兴,说出了自己私藏《兰亭序》的秘密,他打开暗格,取出《兰亭序》真迹给萧翼看,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

  之后有一天,萧翼见辩才外出,抓住机会溜进寺庙,盗走《兰亭序》真迹,随后快马加鞭,返回长安复命。

  辩才回来后,见《兰亭序》被盗,才知道自己错信萧翼,被这个狡猾的小子给坑了。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自知手段不光彩,还赏赐了一些钱财谷物给辩才。辩才用这些财物修建了三层宝塔,但因这件事受到刺激,不久便病逝了。

  李世民得手后,“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将《兰亭序》置于座位之侧,朝夕赏鉴,甚至经常夜半把烛,起来临摹《兰亭序》。

  他对《兰亭序》的喜爱,到了生则同榻、死则同穴的地步。晚年,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我死之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装好放在墓室中,就算是你尽孝了。”

  唐太宗去世后,大臣褚遂良也上奏说:“《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此即《兰亭序》“陪葬说”。唐宋文献中,如何延之《兰亭记》、刘餗《隋唐嘉话》、李绰《尚书故实》、韦述《叙书录》、钱易《南部新书》等,都采用这一说法。

  李世民去世后过了200多年,唐末五代时,有个叫温韬的军阀,为后梁耀州节度使,在长安做了多年行政长官,此人最大的爱好,是盗墓。

  《新五代史》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这是说,温韬把唐朝皇帝的陵墓给掘了。

  唐太宗昭陵最为坚固,温韬命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长达75丈的墓道,进入地宫后,见其建筑内部恢弘壮丽,犹如人间宫殿。

  温韬进入墓室中,从李世民正寝旁的石函中取出一个匣子。打开一看,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属三国时钟繇与东晋王羲之这两位大书法家的真迹。在墓中沉睡多年后,“钟、王笔迹,纸墨如新”。

  但是,温韬这个盗墓贼没什么文化,他不通文墨,并不看重书画本身,而只想要装裱其内外的华美绸缎与金玉卷轴。

  于是,温韬让手下把钟王作品揭下来,只留下包装,丝毫不关心真迹作品的去处。这完全是一种买椟还珠的愚蠢做法。

  之后,《兰亭序》下落成谜,有的史料称其散落人间,经过多番周转,已不知在何处,有人则认为,其出土后未经保护,恐怕早已化为尘土。

  近些年,考古专家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对唐太宗昭陵进行实地勘探时,发现许多陪葬墓已被盗,但昭陵本身并没有大规模人为破坏的痕迹,地宫入口完好,而昭陵地宫尚未进行过现古发掘。

  这么多年来,昭陵文物中最有名的是原置于北司马门的“昭陵六骏”,这属于地面建筑,唐太宗随身陪葬物却不见流传,他生前收藏的“钟王真迹”始终只存在于文字之中。

  因此,有学者对新旧《五代史》中“温韬盗墓”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昭陵并未被温韬盗掘,《兰亭序》真迹也许还埋藏在昭陵中的隐秘角落。这一猜想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探索。

  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雄主,晚年时和许多帝王一样陷入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一度长期服用丹药。丹药没能延长李世民的寿命,他终究只能深埋黄土,但他的昭陵,成了一个传说。

  [宋]桑世昌,[宋]俞松:《兰亭考·兰亭续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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