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app贞观九年（635年），退位多年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因感染风疾加重，病逝于太安宫。

　　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这对父子的恩怨至此告一段落，而围绕唐高祖陵墓的工程，李世民与大臣们展开了新的讨论。

　　大唐开国，礼制荡然，百废待兴，李渊在位时来不及为自己“作寿陵”，退位后陵墓也未动工，直到他临终时，此事才提上日程。

　　李渊遗诏声称，“园陵制度，务从俭约”，而李世民为了打造孝子形象，认为父亲的陵墓“务在崇厚”。于是，大臣们分成两派。

　　秘书监虞世南等人上书建议遵照李渊的遗诏，实行薄葬；宰相房玄龄等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高六丈”的规格来营建唐高祖的帝陵。

　　最终，李世民采用房玄龄的观点，“封土为陵”，在今陕西三原县的徐木塬营建唐高祖献陵，仅用5个月就完工。

　　唐代帝陵分为“封（积）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制，前者深凿墓室，堆积封土，后者依山而建，以整座山峦作为陵墓的主体。作为唐代第一座帝陵，献陵封土为陵，规模比不上其子孙的陵墓，既象征李唐王朝的筚路蓝缕，也隐喻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地位的下降。

　　但是，就在李渊魂归献陵的第二年，李世民最心爱的女人与世长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他开始营建唐代第一座因山为陵的帝陵，也是唐代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陵——昭陵。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靠谱的贤内助，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就是这样一位关键角色。《贞观政要》曰：“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

　　文德皇后长孙氏是隋朝名将长孙晟之女，拥有隋唐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特点，做事干练，能谋善断。

　　在李世民与哥哥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当时的秦王妃长孙氏没有置身事外。她和哥哥长孙无忌，以及李世民的心腹房玄龄、尉迟敬德等人都支持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太子之位。

　　玄武门之变时，长孙氏更是亲临前线，亲自为秦王帐下将士助威，整顿军容。将士们都被她一介女子的英雄气概鼓舞，更加坚定地站在李世民一边（“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当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因太子宫中所用器物太少，向皇帝申请更多经费时，长孙皇后不仅严词拒绝，还严肃地批评道：“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当敢言直谏的大臣魏征惹怒唐太宗，险些丧命时，又是长孙皇后站了出来，她身着朝服，向太宗道贺：“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唐太宗听后，不禁转怒为喜。

　　德才兼备的长孙皇后堪称后宫楷模，也是贞观之治的幕后英雄，而她的离世，促成了唐太宗营建昭陵。

　　弥留之际，长孙皇后特意叮嘱唐太宗说：“我死后，不要厚葬。所谓‘葬’，就是‘藏’，自古圣贤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只有无道之世，才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话。我只希望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不用棺椁，所用的器服皆用木瓦。若能如此俭薄下葬，便是说明陛下不忘我。”

　　于是，唐太宗命人在九嵕山开凿一处石窟，用“因山而葬”的方式安葬长孙皇后，同时也将九嵕山作为自己的陵寝选址，等到驾崩后再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的营建由此开始。

　　长孙皇后的香魂飘向九嵕山后，唐太宗仍然深深思念，他在长安城中修筑高台，以望向昭陵。后来，魏征规谏唐太宗不可悲伤过度，荒废国事，唐太宗才把高台拆除。

　　唐太宗选择在九嵕山营建昭陵，不单单是因为爱妻长孙皇后“因山而葬”的遗言，还有他个人的考量。

　　九嵕山在今陕西礼泉县，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与秦岭的太白山、终南山等山峰遥相对峙。其山势突兀，有九道山梁汇聚，群山拱卫，稳固牢靠，河水环绕，取之不竭，符合古代陵墓的风水条件，也可比喻九州一统，天下大同。

　　可见，九嵕山在文化上满足帝王对陵墓堪舆的追求，在政治上又能体现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清代学者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引用《昭陵石迹考》云，九嵕山“地脉从崆峒来，渭绕其前，泾环其后而出其东，岐、梁西峙，仲山、嵯峨东障，南则终南、太乙，天外列屏”。

　　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江南app，不烦费人工。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

　　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下《九嵕山卜陵诏》，仿照秦汉皇帝生前建造陵墓的制度（作寿陵），在九嵕山营建昭陵。昭陵由贞观朝富有艺术细胞的将作大匠阎立德（著名画家阎立本之兄）负责设计并督建。

　　李世民在诏书中宣称，他的陵墓将“务必俭约”，“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但是，从长孙皇后首葬到太宗驾崩，昭陵不间断地建造了13年，其规模之宏大、工程之浩大与唐太宗口中所说的节俭不免有些背道而驰。

　　《旧唐书》记载，阎立德奉命营建昭陵之初，曾因“怠慢而解职”。有学者考证，所谓“怠慢”，是因为阎立德起初设计的皇陵不够宏伟，难以表现唐太宗的丰功伟绩和帝王气象，阎立德被贬官后再次起用，重新设计，才奠定了昭陵气势雄伟的格局。

　　据《关中胜迹图志》等史料记载，昭陵四周有城垣环绕，陵园包括墓道和地宫、陵山栈道、朱雀门、献殿建筑群、寝宫建筑群、北司马院、东青龙门、西白虎门及垣墙角阙建筑群等部分。文献记载，墓道到墓室深约75丈（230米），华丽的墓室中藏着唐太宗钟爱的钟（钟繇）、王（王羲之）书法真迹。

　　献殿位于陵山南侧朱雀门内，是可供后世子孙上陵祭拜以及陈列死者生前用物的地方。史载，唐玄宗时期，宦官高力士代表朝廷到昭陵献殿献祭品，还看到唐太宗用过的小梳箱，感叹道：“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极，遂身服用，惟留此物。”

　　在靠近山顶的地方，阎立德修建了房舍、游殿，寓意是供死者的灵魂游乐。唐太宗死后，守陵的宫女一度通过与墓道口连接的栈道上山，“供养如平常”。后来，阎立德等大臣为了加强昭陵防盗，才上奏请唐高宗毁掉栈道。

　　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埋葬）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

　　据史料记载，九嵕山下，昭陵“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合计154人，墓葬分布在面积达30万亩的昭陵陵园中。

　　陪葬墓的墓主大都是贞观年间的皇亲国戚或重要功臣，他们多数享受“国葬”的荣誉。许多大臣以陪葬为荣，他们的子孙得到许可，死后也可从父祖而葬。

　　唐太宗去世时，突厥出身的大臣阿史那社尔甚至上书请求以身殉葬。唐高宗不允许，阿史那社尔又在唐朝当了几年官，死后因之前平定龟兹有功而陪葬昭陵。

　　昭陵陪葬墓，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百余年间陆续营建。陪葬者中最早的是温彦博，最晚迁来的是废太子李承乾之墓。

　　温彦博以口才流利著称，在高祖、太宗两朝得到重用，曾劝谏唐高祖不要放弃对高句丽的统治，后官至宰相。李渊每次宴请群臣，一定要叫上温彦博，宴会上经常环顾四周，对侍臣说：“何如温彦博？”

　　贞观十一年，温彦博去世后，李世民自责地说，都是因为朕没能让温彦博闲下来，他才会为国家耗尽心力，劳累过度而死。史载，温彦博为官清廉，死后家中竟然没有像样的地方停放灵柩，只能在亲戚的房子操办丧事。或许是有感于温彦博对大唐的忠心，唐太宗让其成为陪葬昭陵的第一位贞观名臣。

　　昭陵中，最晚来到李世民身边的陪葬者是他与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李承乾曾被立为太子，在唐太宗出巡时担任监国，大臣们“皆以为明”。然而，原本前途无量的李承乾后来因种种失德之举失去父亲的信任，还掀起了一桩谋反案，最终被废为庶人。

　　唐太宗废李承乾时，痛心疾首地说：“朕受命上帝，为人父母，凡在苍生，皆存抚育，况乎冢嗣，宁不锺心。一旦至此，深增惭叹。”李承乾被废后，性格温和的唐太宗第九子晋王李治（即唐高宗）被扶上储君之位。

　　此后，李承乾在黔州度过余生，永远地离开了大唐的政治中心。直到唐玄宗在位时，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官拜宰相，多次上书请求，让去世多年的父祖归葬昭陵。唐玄宗念其有功，于是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陪葬昭陵，并补办了隆重的葬礼。

　　魏征墓位于昭陵西南的凤凰山上，是昭陵陪葬墓中仅有的两座因山为墓的墓葬之一。其墓主魏征是贞观年间刚正不阿的谏臣，史书评价其为“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魏征早年参加过瓦岗军起义，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并多次劝说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秦王李世民。在兄弟阋墙的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魏征责问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魏征从容地答道：“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听说过魏征的才能，见他敢于直言，就不忍处死他，反而加以重用。

　　在君臣关系上，魏征告诫唐太宗，“上无信，则无以使下；下无信，则无以事上”，又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在择官用人方面，魏征向唐太宗提出的选官标准是“才行兼备”“进君子，退小人”“进六正，退六邪”。

　　在为君之道上，魏征认为唐太宗应该“戒奢以俭”，强调“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百姓为国家之本”。

　　作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手，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为唐太宗出谋划策。故而，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后，李世民追思不已，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令人感慨的是，魏征去世后不久，他曾经举荐的两名大臣就卷入谋反案，一些佞臣借机诬陷魏征。李世民一气之下，不仅解除了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还命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磨去上面的文字。

　　两年后，唐太宗征辽东后班师，反思此次出征决策中的失误，才想起了魏征，于是又派人前去祭奠魏征，另立了一块的碑。

　　李世民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命李勣辅佐，可到了临终之际，又担心李勣日后不服李治，便对太子李治说：“你对李勣没什么恩惠，朕现在将其贬到外地为官，如果他毫不迟疑地离京赴任，等朕死后，你就任命他为仆射（宰相），如果他还在徘徊观望，你就把他杀了。”

　　所幸李勣得到诏令后，“不至家而去”，打消了唐太宗的疑虑，逃过一劫，后来也得到了唐高宗的重用。

　　昭陵陪葬墓中，卫国公李靖的墓“依汉卫、霍故事”，被筑成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积石山（在今青海境内）之状，以表彰他对东突厥、吐谷浑用兵立下的赫赫战功。英国公李勣的墓是阴山、铁山（今辽宁铁岭山）、乌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国西南杭爱山）之状，旌表其大破东突厥、高句丽、薛延陀等的功绩。

　　有唐一代，二李齐名，《旧唐书》有所谓“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凌烟阁之最”的评价。

　　李勣生前躲过了唐太宗的猜忌，却避免不了死后的惩罚。武氏掌权后，李勣之孙李敬业（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不久后兵败被杀。武则天大怒，使徐敬业全族连坐，追夺李勣官爵，命人将陪葬昭陵的李勣墓“掘冢而暴其尸”，完全不顾当年高宗立武氏为后时李勣“与物无忤”的支持。直到唐中宗复位后，才为这位开国功臣重修坟墓。

　　此外，昭陵的陵园中还有高士廉、房玄龄、马周、尉迟敬德、秦琼、段志玄等文臣武将的陪葬墓。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一代雄主李世民驾崩，之后长眠于昭陵，庙号太宗。

　　贞观之治已随风消逝，唐太宗李世民的灵寝依然在陵园的高处俯瞰着众臣，一座帝陵，埋下了一个时代。

　　号称“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马倥偬，自称“吾十有八举义兵江南app，二十四定天下”，似乎颇为自矜。

　　他将伴随其征战四方的六匹“骏马”也带进了昭陵。这六匹战马分别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学者葛承雍认为，其名字都出自突厥语。

　　唐太宗建造昭陵时，命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雕刻六块高1.7米、宽约2米的骏马石刻，分东西两列，置于昭陵北麓司马门内，此即“昭陵六骏”。

　　阎氏兄弟采用当时佛教艺术盛行的“高肉浮雕”工艺，使得昭陵六骏显得磅礴大气。六匹骏马，或四蹄飞跃，或昂首疾行，其在战场上的英姿，在石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在昭陵中，沉睡了一千多年。

　　除了昭陵六骏外，一同列置在司马门内的雕像，还有“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其雕刻是贞观年间臣服于唐朝的蛮夷君长，包括：

　　突厥的颉利可汗、突利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可汗，新罗乐浪郡主，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今仅存阿史那社尔、松赞干布、高昌王鞠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四座石像的题名像座。

　　据学者考证，“十四国君长石刻像”曾被搬至享殿前列置，但可能是出于省工，没有将石像底座一起搬迁，导致石像极易倒下，后来忍受风吹日晒，又遭遇社会动荡，石刻或被无知者打碎，或被深埋于地下。到了1965年，考古工作者仅在昭陵司马门西侧土中发现四个石刻的底座。

　　如果说“十四国君长石刻像”的消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那“昭陵六骏”的流离失所就是人为造成的悲剧。

　　1913年，法国古董商格鲁尚，听说昭陵六骏的大名，派心腹戈兰兹来中国打探情况。戈兰兹通过收买几个村民，潜入昭陵，将六骏中的其中两尊打碎，打算就这样偷偷运送出国。由于石刻沉重，难以输送，被乡民及时追回，但二骏从此离开昭陵，四处漂泊。

　　邙山之战，李世民率数十骑出阵，亲探对方虚实。没想到李世民这回玩脱了，他的的坐骑在交战中连中数箭，转眼就要陷入绝境。

　　随行的侍臣丘行恭急忙翻身下马，不顾生命危险，为李世民的坐骑拔箭，两人连斩数人，突围而出。回到营中，李世民的战马飒露紫箭伤不愈，倒地不起。

　　拳毛騧石刻，作按辔缓行状，昂首扬鬃，气宇轩昂，马身有从不同方向射来的箭，真实还原当年李世民率军与刘黑闼在洺水作战时激烈的战况。

　　流落民间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经过一番周转，被卖给文物贩子卢芹斋。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建成后，以“借展”的名义巧取豪夺，将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件骏马雕像强行留在博物馆。这桩违法的“买卖”，并不受法律保护。

　　飒露紫和拳毛騧被掠夺后，另外四骏险些也惨遭厄运。1918年，又有洋商来到西安，托人偷运“四骏”。

　　洋人企图将四尊石刻经由渭河运往洛阳，再从洛阳用火车运至上海，最后故技重施运到美国贩卖。得到风声的当地乡民怒不可遏，无论士绅，还是农民，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响一场国宝保卫战。

　　西安一家古董店的老板老马，及其儿子马振华通过多方途径，得知运送路线，带领部分民众，分头行动，成功拦截，阻止了洋商水运“四骏”的计划。随后，“四骏”被转移至陕西图书馆，暂时得以安定。

　　抗日战争期间，“四骏”得到保护，为防止日军轰炸和搜刮，一度被掩埋进地下。

　　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成立，对这四尊石刻进行接收。从此之后，“四骏”安家落户，再无丢失之忧，但它们的另外两个兄弟，却仍流落海外，天各一方。

　　李世民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头号粉丝，他说：“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即位后，李世民下诏在全国高价求购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流落四方的墨宝一时齐聚京城，却唯独不见《兰亭序》真迹。

　　后来，李世民打听到《兰亭序》真迹由永欣寺的辩才和尚保管，但老和尚不承认江南app，于是，李世民命一个叫萧翼的官员，去智取《兰亭序》。

　　萧翼是个聪明人，他要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又不想为难藏《兰亭序》的僧人，便向李世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不要公开派自己前往，让他以平民的身份拜访；二是向李世民借了几幅“二王”的书法字帖。

　　萧翼先跟辩才套近乎。他知道老和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找机会和辩才聊下棋，说弹琴。

　　辩才与萧翼见面交谈后，一见如故，十分投机，遂结为好友。此后数日，二人一同抚琴、投壶、赋诗，玩的项目都很高端，接着就聊到了字画。

　　萧翼见时机成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将借来的“二王”书法真迹拿出来给辩才欣赏。这些作品本来都是皇家珍藏，难得一见。

　　辩才不知事情原委，见萧翼如此大方，竟一时高兴，说出了自己私藏《兰亭序》的秘密，他打开暗格，取出《兰亭序》真迹给萧翼看，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

　　之后有一天，萧翼见辩才外出，抓住机会溜进寺庙，盗走《兰亭序》真迹，随后快马加鞭，返回长安复命。

　　辩才回来后，见《兰亭序》被盗，才知道自己错信萧翼，被这个狡猾的小子给坑了。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自知手段不光彩，还赏赐了一些钱财谷物给辩才。辩才用这些财物修建了三层宝塔，但因这件事受到刺激，不久便病逝了。

　　李世民得手后，“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将《兰亭序》置于座位之侧，朝夕赏鉴，甚至经常夜半把烛，起来临摹《兰亭序》。

　　他对《兰亭序》的喜爱，到了生则同榻、死则同穴的地步。晚年，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我死之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装好放在墓室中，就算是你尽孝了。”

　　唐太宗去世后，大臣褚遂良也上奏说：“《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此即《兰亭序》“陪葬说”。唐宋文献中，如何延之《兰亭记》、刘餗《隋唐嘉话》、李绰《尚书故实》、韦述《叙书录》、钱易《南部新书》等，都采用这一说法。

　　李世民去世后过了200多年，唐末五代时，有个叫温韬的军阀，为后梁耀州节度使，在长安做了多年行政长官，此人最大的爱好，是盗墓。

　　《新五代史》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这是说，温韬把唐朝皇帝的陵墓给掘了。

　　唐太宗昭陵最为坚固，温韬命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长达75丈的墓道，进入地宫后，见其建筑内部恢弘壮丽，犹如人间宫殿。

　　温韬进入墓室中，从李世民正寝旁的石函中取出一个匣子。打开一看，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属三国时钟繇与东晋王羲之这两位大书法家的真迹。在墓中沉睡多年后，“钟、王笔迹，纸墨如新”。

　　但是，温韬这个盗墓贼没什么文化，他不通文墨，并不看重书画本身，而只想要装裱其内外的华美绸缎与金玉卷轴。

　　于是，温韬让手下把钟王作品揭下来，只留下包装，丝毫不关心真迹作品的去处。这完全是一种买椟还珠的愚蠢做法。

　　之后，《兰亭序》下落成谜，有的史料称其散落人间，经过多番周转，已不知在何处，有人则认为，其出土后未经保护，恐怕早已化为尘土。

　　近些年，考古专家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对唐太宗昭陵进行实地勘探时，发现许多陪葬墓已被盗，但昭陵本身并没有大规模人为破坏的痕迹，地宫入口完好，而昭陵地宫尚未进行过现古发掘。

　　这么多年来，昭陵文物中最有名的是原置于北司马门的“昭陵六骏”，这属于地面建筑，唐太宗随身陪葬物却不见流传，他生前收藏的“钟王真迹”始终只存在于文字之中。

　　因此，有学者对新旧《五代史》中“温韬盗墓”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昭陵并未被温韬盗掘，《兰亭序》真迹也许还埋藏在昭陵中的隐秘角落。这一猜想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探索。

　　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雄主，晚年时和许多帝王一样陷入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一度长期服用丹药。丹药没能延长李世民的寿命，他终究只能深埋黄土，但他的昭陵，成了一个传说。

　　[宋]桑世昌，[宋]俞松：《兰亭考·兰亭续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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