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app正如前面所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记述了秦代的宫殿和陵墓都曾安置有巨大的雕刻作品江南app，但均无存迹。而茂陵石雕群这样的巨作江南app，在古籍文献中却找不到西汉之前的记录。

　　西汉时期在陵墓之前置石人石兽的风气，东汉以后依旧流行并形成定制。但是，存世的作品不多，仅有的几件石虎形象是陕西城固西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一对石虎，约雕于元鼎年间（前116年——前110年），东汉时出现了大型石狮、羊、辟邪、石人等形象。狮子产于西域国家。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扶拨（是一种形似麟而无角的兽类，一说为月支国所献，见《后汉书·章帝纪》）等珍奇祥瑞。以后权贵墓地立石狮的渐多。最著名的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石狮，雕造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在武氏祠西阙明确铭刻“建和元年……孙宗作狮子，直钱四万”，这是石狮形象创作年代、雕刻工匠和工价首次见于记载的重要史料。墓地石狮形象也见于四川雅安高颐墓、芦山杨君墓、陕西咸阳沈家村等地，这些狮子实际是综合了狮、虎等猛兽特征而创造出来的幽冥世界威武保护者的形象，多作昂首大步行进的姿态，动势很大，和南阳地区东汉画像石上的石虎很相似。画像石上的白虎有的生有双翼，那便是《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说的“状如虎，有翼”的怪奇了。汉代绘画、雕塑中有羽人和多种有双翼的兽，其渊源很早，在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国青铜器中就有生着角和双翼的兽像作品，在东汉时代还另有名称，叫做天禄、辟邪。这个名称来源于河南南阳地区东汉汝南太守宗资墓前两个兽膊上的刻文，一只刻“天禄”，另一只刻“辟邪”。这两件作品很早就见于文献记载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题跋》，所以流传甚广。但两者的形象很难区分，通常也笼统地称做辟邪。这些形象实际上都是从狮、虎形象脱胎出来的。洛阳等地出土的石辟邪还非常完整，雕凿痕迹如新。如洛阳洛河岸出土的一对石辟邪，高1.08米，长1.68米，背上有隶书题记：“缑氏藁聚成奴作”，刻工精美，双翼和尾上都刻出条分缕析的毛羽，而不失整体气概的豪壮。到南朝时期，辟邪形象发展成为帝王陵前的大型石雕。

　　汉代其他墓地上的石人雕刻没有占突出的地位，比较重要的有存于山东曲阜孔庙的一对石人，系自附近的汉代麃君墓前移来，胸部有刻文，一佩剑，刻“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一刻“府门之卒”。河南嵩山中岳庙前也有一对石人，年代都在东汉后期，皆为整块石材雕造，形象古朴、稚拙。

　　西汉时期的兽类雕刻，对中国狮子艺术形象的形成影响极大，它总体上继承了秦代以来的写实、博大、神幻、跃动的民族传统风格，显得遒劲、磅礴而又含蓄，为中国狮子早期的那种矫健质朴、雄浑厚重的造型奠定了基础，是华夏石狮艺术产生的前期。具体来讲，茂陵石雕群正是我国一系列雕作的源头。

　　汉代的木雕仍以木俑为主。如果说陶俑组成的庄严肃穆的战阵，秦风多于楚风的话，那么木俑则是生活情趣浓厚的仪仗队、奴婢队，它更多地秉承了楚风。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成套的车仗奴婢俑，是在雕刻的基础上加墨笔勾描、彩绘丝织衣饰，是楚赋的“巨丽”的风格；而像东汉的木俑，则是融合楚风、秦风的汉代艺术的第二种面貌，以甘肃武威出土的一批木俑为代表，是用大刀阔斧砍削成的独角兽、猴、牛犁等的形象，其艺术特征是于粗糙中透露天然之美。所有这些雕刻艺术作品，都直接受到最能代表大汉艺术的巨石群雕——西汉茂陵·霍去病墓巨型石雕群的影响江南app。